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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按道理，他跟英国关系更深，合作时间也更长，从东印度公司到怡和洋行，从茶叶贸易到贸易，一直都在合作，但他还是看好后来的美国，他从美国人的眼里，看到了善意。

　　不光从美国小子福布斯眼里，还从旗昌洋行美国商人的眼神里，他都看出了善意，并从中感受到“美国的善意”。

　　“美国的善意”，主要表现在对“中国旧制度”的宽容和理解，并从中吸取一些好的东西，他们吸取了哪些好东西呢？胡文辉在《中国旧制度影响美国的几条线世纪，中国作为“繁盛的古典文明”，曾通过制度创新，间接塑造了美国的某些现代制度。主要通过“三条路径”实现，其中有一条，就与清代广州十三行的“保商”制度有关。

　　所谓“保商”，即由官方授权外贸，以行商承担约束外商、上缴关税责任，各行商之间，还负有连带责任，若一行倒闭，所有行商都要分担其债务。这种债权担保制度，成为1829年，美国纽约设立“安全基金”的样板，而此“基金”，是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存款保险计划之一，也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雏形。

　　在荷兰汉学家包乐史（LeonardBlussé）《看得见的城市：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》中，可见当时“安全基金”倡导者佛门(JoshuaForman)写信给纽约州长说明：在那里，一群各自行动的人，在政府的允准下，拥有与外国人交易的排他性权利，当彼此生意失败时，其债务是可依赖的，此原则已历70年考验，获得了全世界的信任，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以超越它。将此原则调整并使其适应我们共和体制的温和特质，就成了这个系统的基础。

　　在这里，佛门说得很明白，美国的“安全基金”，是以十三行的“保商”制度原则为原型，加以“调整并使其适应我们共和体制的温和特质”，也就是在“保商”制度的框架内，注入了“共和体制”的法的精神，因而表现出了“温和特质”，改变了原来制度安排里的治理逻辑，以实用主义的方式，借用其工具理性。

　　从根本上来说，清代广州十三行“保商”制度，是清政府为管控对外贸易而设计的重要机制，其形成与演变，反映了清朝“以官制商，以商制夷”的治理逻辑，其制度起源，可谓保甲制向贸易管控延伸，“保商”制度与“公行”组织，相辅相成。

　　“公行”组织成立于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年），由官方授权行商组成，垄断对外贸易。“保商”制度，出现在清乾隆十年（1745年），清政府首次规定，所有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，须由指定行商担任“保商”，担保外商缴纳税款等。这一制度，借鉴了原有的保甲制度，将行商群体纳入官方管控体系，形成“行商互保、一商亏折全体连带”的责任链条，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，为强化“保商”制度，明确行商之间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故其于制度运作方面，表现为双重角色，既是外商法律担保人，也是贸易中间人，对外商税款缴纳、行为规范负有全责，若外商违约，“保商”需承担罚款、甚至“封舱”的后果。同时，保商享有优先购销外商货物的特权，成为贸易利益的既得者。

　　初期，“保商”由官方轮派，被外商后有所调整，改为由外商自选，报官方认可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年），增设“派保”一职，由行商轮替，监督自选行为，故外商常以“限制自由”为由，反对“保商”制度，但清政府仍以“封舱”强推。其政治意图，是采取“以商制夷”的治理逻辑，通过权力渗透与利益捆绑，“保商”制度将行商作为管控外商的工具，既避免直接与外国势力冲突，又确保税收和主权象征的维护。

　　“保商”制度的本质，是形成官商利益共同体，行商通过垄断贸易，获取暴利，而清政府则通过行商缴纳的“行佣”——贸易抽成和巨额捐输——如战争赔款、赈灾捐款等充实财政。据统计，1773-1835年间，十三行累计捐银达460万两。

　　“保商”制度最终随《南京条约》的签订（1842年）而废除，其崩溃的直接原因，是五口通商打破了广州的贸易垄断，深层原因则在于制度本身的矛盾。首先因为经济压力，行商因“商欠”债务连带而频繁破产，如潘家曾因外商违约被罚12万两；其次外交失能，面对西方列强，“保商”制度无法适应新的国际法。

　　作为“保商”制度里的核心人物，伍秉鉴当然理解美国“安全基金”的好处，因为，这是他投资美国最先要考虑的，其投资“安不安全”，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这个“安全基金”。

　　由于该“基金”吸收了十三行“保商”制度的风险管理的精华，并剔除其制度腐败的糟粕，故其尚能于“知根知底”处，知晓其要略，执得其要领，且对此“基金”的认知中，多少能看到一些“自我”的影子，使他能深刻的感受到“美国的善意”。

　　除了中国之外，这个世界如果还有个能够为他留后路的地方，那就只有美国了。不光因为他收了个美国义子福布斯，还因为美国有个能与他相通的“安全基金”可作为其财富信托。那么，那个与他交往甚深且一直由他来担保的英国呢？他看出来了，那不是给他留后路，而是要断他后路的地方。

　　伍秉鉴知道，英国人看不上十三行，他们早已不满足于一口通商，只是迫不得已才接受了清廷的“保商”，屈尊来跟他合作。从本质上来讲，英国人否定了十三行，只待有朝一日能给它致命的一击。而这一击，不但会断他财路，还会要他命。

　　在朝廷和英国人之间，他是中间人，本来代表朝廷跟英国人做生意，但朝廷不给他俸禄，只给他授权，还要他来作担保，为来自遥远异国的商人做担保，这等于将他的身家性命都押给了外商，外商若是违约，或为诈骗，都有可能使他致命。而他却只能从外商那里获利，故其作为当时最大的外商——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担保人，即与之深度绑定，以预防不测。

　　为此，他成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“最大债权人”，那时，能作为全球化程度最高且代表日不落帝国国家信用的东印度公司的“最大债权人”，即便放到世界历史上，那也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，若放到中国历史上，就更是明清两朝的高光时刻了，可以说是全球化绽放的白银之花结出的时代硕果。然而，这一硕果怎么看，都是东西方时来运转中碰撞出来的一个财富奇葩。

　　若放在他本人的头上，往好处说，他是十三行的幸运儿。说伤心处，他又是“保商”制度的产物，人为其“刀俎”，他却成为“鱼肉”。其财富生态，介于两个对立的共同体之间，一个是本土化的官商利益共同体，还有一个国际化的“洋商-行商”利益共同体。好运来时，他长袖善舞，执两用中，左右逢源，维持着两个利益共同体的平衡；运气不好，则被左右夹击，将其撕裂。两个共同体的合力，可以将他推上世界首富，也能使之成为人间妖孽。

　　若非深度套牢，焉能宿命于此？在官场上，他原本捐了个三品顶戴，但说摘就被摘。在官本位的天下里，花钱买官，无非想买个身份，买点尊严，可结果买来的，却是无穷无尽的羞辱和勒索。身份成为他的一个枷锁，可以用来名正言顺地绑架他自己，令其无法摆脱。

　　官场如此，市场方面又如何呢？为了财富增长，更为了身家性命安全，他又投资了英国东印度公司，非以股权方式，而以债权方式，成为了当时最大跨国公司的“最大的债权人”。

　　仅凭这一点，他就无愧于“世界首富”这个银光闪闪的头衔，说得好听点，他成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值得信赖的“银行家”，若换个说法，他又何尝不是这家公司取之不尽的“提款机”呢？其中“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”的紧张滋味，揪着他的心扉。从表面看，该公司因问题，常向伍家借贷，但实质上并不那么简单。不但表现为贸易双方的利害博弈，还有可能转化为国与国的商战，伍家为什么要参与其贸易？其主要原因还不是要获取暴利，而是向该公司交纳投名状，成为其真正的“合伙人”。

　　伍家这样做，是出于“保商”本能。在清朝的“保商”制度下，作为“保商”的伍家，被两头拿捏：一头被清政府拿捏，另一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拿捏。政府只管拿好处，让“保商”不但为自己的国家做担保，还要为他无法担保的外商担保，而国家却从来不为“保商”担保，这就等于将“保商”推入外商的怀抱，尤其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外商，伍家惟有投入。

　　投入有投入的好处，若无投入，伍家如何能成为“世界首富”？然而，“首富”如何炼成，要熔冶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于一炉，其“天时”者何？白银时代也；其“地利”者何？“天工开物”之中国是也；其“人和”者何？全球化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。

　　可以说，伍秉鉴作为“世界首富”，是在白银时代由中英两国共同打造出来的，由中国提供世界上最大的手工业生产的制造业基地，而英国则将其导入一个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际市场。“伍怡和”作为国际品牌风靡全球，就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就的，连承载马戛尔尼一行来到中国的商船，也由伍家来担保。

　　中英两国合作的这股作用力，举之，可将其送上财富的云端，而其代价便是，既要维持“天子南库”财源茂盛，又必须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“最大债权人”（实为“提款机”），当两者不可兼得，其相互排斥的反作用力也巨大；抑之，也可将其打入地狱。这一关系，既体现了全球化初期以伍家为代表的中国商人的资本实力，也揭示了官商体制与殖民资本夹击下中国商业资本的脆弱。

　　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“最大债权人”，怡和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了长期的信贷关系，其借贷规模虽无明确统计，但据多方史料及商业背景可推测其大致投入的白银数额。

　　虽具体单次借贷数额未直接记载，但综合其贸易规模来看，19世纪初，伍家与东印度公司年贸易额已达“数百万两白银”，其中有一部分可能转化为信贷资金，若以占其总资产的10%-20%的比例来推断，伍家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放贷总额或达数百万两，应不低于它在美国的投资，方可称之为“最大债权人”。

　　如果说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在东方的“提款机”，那么，伍家就是东印度公司通过贸易在中国的特别“提款机”。

　　其“提款”的大头当然是印度，英国政府通过公司间接征税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以包税制，将搜刮的财富层层上交。仅1757-1815年间，英国从印度掠夺的财富就高达10亿英镑，其中，每年约1000万两白银以税款形式汇回英国，成为英国政府的一项财源。至19世纪末，英属印度年净收入达4400万英镑，又有1600万英镑以税款形式直接用以支持英国财政。

　　而“提款”的头寸也不小，且有后来居上的架势。通过走私，在1807-1839年间，中国净流出白银超1亿银元，不但一举扭转英国贸易逆差，而且利润成为了英国殖民经济的支柱。

　　伍秉鉴家族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“最大债权人”，在“提款”中的分量不容小视。此举或与伍家意愿无干，但与英国“以债养战”的国策有关，当年英国就借荷兰人的钱打败了荷兰，很有可能，伍家就是英国人针对中国如法炮制的一个对象，借中国人的钱搞贸易以削弱中国，以战争击败中国。

　　东印度公司实为英国政府的白手套，但凡政府不能出面干的脏活，都由它来代理，采取公司取代国家的殖民模式。

　　乍看起来，印度殖民化并非由英国政府主导，而是由一个注册在伦敦金融城办公室操控的私营企业来完成的，然其本质，就是一个“伪装成商人的帝国”，凭借英国王室授予其特许状——允许开战、征税、统治领土，能以军事征服与商业垄断相结合。

　　自1600年伊丽莎白一世授予其贸易垄断权后，该公司通过军事征服（如1757年普拉西战役）、金融操控（如1765年获得孟加拉征税权）的代理人渗透，逐步瓦解莫卧儿帝国，最终以企业身份完成了对印度的殖民化。到1803年，其拥兵20万，超过英国陆军两倍，实际统治500万平方公里土地。公司还通过扶植傀儡统治者，对其殖民地所属国实施系统性劫掠，如1757-1765年从孟加拉攫取3700万英镑财富，实现了“资本驱动的领土扩张”。

　　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双管齐下，构建了一个“强制私有化”的企业殖民范式，其使命并非“传播现代性”，而是以“企业绑架国家”来行使其统治，视印度为“资本增殖的原料”。为求得公司利润最大化而导致的“孟加拉大饥荒”，饿死了1000万人。

　　随着公司腐败和财政危机频发，如1772年金融危机，1773年英国政府通过《调整法案》，1784年又通过《印度法案》，逐步接管了公司控制权。法案规定，公司需向财政部提交财务报告，并由国王任命印度总督，实际上是将印度事务纳入政府管理。印度总督虽由公司董事会提名，但需经国王批准，并对议会负责。

　　这就使得公司高管通过殖民掠夺积累财富后，得以回国进入议会或政府，形成其“黑金政治”网络。例如公司核心人物克莱武等，以其压倒一切的财富能够左右英国政局，前首相皮特曾批评这些人“凭借腐败横行闯入议会”。这种利益交换，使得政府长期默许公司的暴行，甚至为其暴行提供军事支持。当其因扩张而濒临破产时，如1772年欠债900万英镑，英国政府通过英格兰银行提供140万英镑贷款，这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政府救市行为。作为交换条件，公司需接受《调整法案》，将印度治理权移交政府，使殖民事务从商业行为转为国家行为。

　　为缓解其财政压力，英国政府授予东印度公司北美茶叶专卖权，但此举又在1773年引发了一场“波士顿倾茶事件”，以此导致了美国的独立战争。英国这一政策，暴露了政府与公司利益的高度绑定，以及为维护垄断不惜激化殖民地矛盾的本质。

　　工业革命后，东印度公司将印度变为英国纺织业的棉花原料产地，1794-1813年，英国输印纺织品增长700倍，摧毁了印度国产纺织业，使得公司收入与英国工业资本利益深度捆绑。为了平衡对华贸易逆差，英国政府默许该公司在印度种植，并走私至中国。战争后，该公司通过《南京条约》获得巨额赔款，其中部分款项，被用于填补英国政府财政缺口。

　　对于这一切，伍秉鉴知否？当然无知，若有知，也是知之甚少。他哪里能知道东印度公司在被英国政府吃干用尽之后即将被抛弃呢？他哪里会知道英国政府为了国家安全正在收紧风险准备“金蝉脱壳”呢？在战争即将到来之时，他作为该公司的“最大债权人”，也混在同一盆全球化的脏水里，被英国政府一起倒掉了。